首先，在现代社会，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有国家制度的正当性来源于宪法。

消息传出，遭到众人反对。[10] 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急剧下降，致使公司产品严重滞销。

堂堂华夏，不耻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与异族。民国三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钢铁市场价格暴涨。中国不但不能加重，并且值百抽五之轻税亦豁免，且铁路洋工程司于汉厂之轨种种留难，以达其外购目的。换句话说，晚清的工业化努力没有配上国家法制建设和宪政努力的套。张之洞经理此事，历有年所。

[13]王韬：《上当路论实务书》。福建船厂岁需银六十万，铁甲兵舰仍未能自制。科洛当巴西总统时就因为与国会的剧烈冲突而直接把经济方案诉诸媒体，而国会使用弹劾手段来反制科洛。

见Peter McDonough， Power and Idelogy in Braz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 pp.110-111，转引自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602页。其次，巴西的案例是否表明，对于民主的巩固而言，制度并不重要甚至本身就无足轻重？在有些学者看来，巴西的民主巩固可能更多地取决于诸如社会结构、政治文化、政治精英的个人特质等非制度性因素。就态度层面而言，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中，绝大多数民众都具有这么一种信念，即民主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会集体生活最合适的方式，反体制力量的支持者非常少，或者是或多或少地被孤立于民主的支持者。而这种多党制显然又源于几乎未设定选举门槛的比例代表制。

不过，与这种在效率和权力集中的维度对巴西制度的重新确认不同，另外一些学者试图挖掘巴西分散化的权力体制对于民主巩固的正面影响。［10］这种联邦制也使得州一级的政党组织对党员的影响力要高于党中央，国会大选时州长的影响力也高于总统。

正如赛佛利斯（Peter Siavelis）与韦伦斯勒（Arturo Valenzuela）所说：在拉丁美洲赢者全拿的总统制度情况中，比例代表制容许反对党在多党制度下，可以按其选举优势成比例进入民主制度中，保证所有的主要政党派别对支持民主制度有着利害关系。事实上，随着巴西民主进程的推进，不少政党日益从传统的侍从主义、个人化色彩浓厚的组织转变成为能有效回应选民偏好的有稳定纲领的现代政党。此外，政党纪律的涣散也与巴西的联邦制度密切相关。这些学者主要批判巴西选择的一系列制度组合加剧了民主治理的困难，进而威胁到民主的巩固。

［19］这使得巴西在政党制度化的某些指标上赶上了诸如墨西哥和阿根廷这样拥有最具制度化的政党制度的国家。［21］就巴西而言，分散化的体制使卢拉所代表的左翼政党有机会进入权力体制，并且在赢得大选之后必须将更多的政治派别纳入决策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左翼的激进化倾向。1985年，内维斯成为此次民主化以来经间接选举产生的首位文职总统。开放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如果配以单一制、议会制和较高的政党认同度，政党纪律就不会过于涣散。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政党通常主要依赖对特殊利益的庇护、侍从主义和魅力型领袖来获取选票，几乎没有什么稳固的社会基础，其组织的运作常以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发挥作用，进而导致了短命政党抑或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领袖的出现，使其政党制度难以实现对民众诉求稳定、有序的回应。  三、对巴西宪政体制的评价 如果以时间段划分，在1995年以前，人们对巴西选择的宪政体制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大幅度改造巴西的政府体制、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才能巩固巴西的民主。

凡此种种，需要民主巩固学在整合和反思既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深入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情境中，注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平衡，以增强自身理论的解释力。多党制、联邦制等制度的组合使得巴西的决策难以快速做出，但这恰恰有助于使决策容纳更多政治力量和选民的诉求，从而增强人们对民主体制的认同。

因此，我们在巴西政治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即使认为巴西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一度占据主导，作为既有制度的受益者，在任的政治精英也未能真正推动所倡导的政治改革。这一支持足以使得总统很少能够在投票中被打败。因此，尽管巴西的总统制就像其政党法律和选举法律所显示的那样具有离心力特征，但是，其总统一直能够依靠一个服从纪律的联合政府来实行统治。就制度层面而言，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中，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力量和非统治力量都服从于特定的法律、程序和制度，并且习惯于在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而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产生于新生的民主程序。1988年，巴西新的民主宪法颁布，规定下一届总统大选的时间为1989年12月。此外，对政治制度及其设计的重要性的强调，还应部分归因于民主巩固学本身的学术特征。

而不幸的是，巴西恰恰集合了所有这些导致纪律涣散的制度。就制度选择与民主巩固的关系而言，相较于其他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巴西在宪制选择上充满争议且一波三折，制度改革也长期成为媒体、学界和政界持续关注的话题。

到70年代初，随着左翼游击队被摧毁，尤其是同情民主价值的温和派军人盖塞尔于1974年担任总统，巴西开始了在军人严格掌控下的缓慢、渐进的民主转型。本文通过考察巴西宪制选择的现实逻辑以及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于民主巩固的多重影响，反思民主巩固学中的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以期为既有的民主巩固学提供新的知识增量。

［14］ 学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多种原因。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学界开始重新检视之前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巴西这一案例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巴西制度选择的现实逻辑以及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于民主巩固的多重影响，揭示制度选择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复杂关联，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方向。考虑到它所控制的各种资源，行政部门反过来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此外，巴西精英不会触及那种‘赢者全得（winner-take-all）的权力关系，他们更愿意相信竞争者能够被纳入体制之中，而不会严重危及已经在圈内的那些人（those already on the inside）的利益。而之前人们对总统制的探讨倾向于以美国作为参照。

基于类似理由，议员们选择了比例代表制中纪律最为松散的开放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例如安德里亚斯·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认为民主从低到高可分为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先进民主三种形态，而巩固则包含消极巩固和积极巩固两种含义。

他认为，在资产流动性差的国家，议会制要比总统制更有利，后者更可能导致总统个人的专权抑或引发政治冲突，因为总统很容易通过没收社会资产的方式增加其权力从而建立起威权统治，或者由此引发资产拥有者的恐惧进而发动政变。而更严重的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可能被激化，以至于出现类似于秘鲁总统藤森、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国会发生武装冲突的政治悲剧。

1964年，在逐渐高涨的民粹主义和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的刺激下，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从此进入军事威权统治时期。比例代表制的这些面向对高度分歧与混杂的社会而言，被视为一种节制的力量。

正基于此，林茨和斯泰潘悲观地指出：在每个决策分歧点上，巴西都选择了最能导致政党分化的规则。总统大选如期举行，首位直接选举产生的文职总统科洛就任，至此历时16年的巴西民主转型宣告完成。[25]例如鲍什就主张关于不同宪制形式优劣的比较应考虑贫富差距和资产流动性等因素。这不仅源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的繁杂性，也导因于民主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某种混乱，甚至还受制于巩固一词本身潜在的多义性。

开放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是造成巴西政党纪律涣散的重要原因。这一结果虽然令那些支持议会制的学者感到遗憾，但这的确反映了总统制的传统在巴西民众中的影响。

例如，在组阁时运用联盟手段将其他政党纳入进来以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16］这样，行政部门为各政党领导人提供了用来惩罚那些没有遵循政党路线的普通议员的手段：他们分享官职的机会将被拒绝。但正如柴巴布和利蒙吉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考察所有范围内的现有总统制政权，我们将发现美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赋予行政部门立法权力和议程权力，因此，它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总统所能做的事情。

这显然与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倡导的共识民主模式颇为契合。人们自然要问，如此特殊的制度组合对于巴西后续的民主巩固有着怎样的影响？由于巴西民主发展历程本身的一波三折以及评判巴西民主巩固现状的复杂性，比较政治学界至今未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而是呈现出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评价。